《儒林外史》里，范进中举后突然疯癫，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的情节，成了千古笑谈。可细想之下，这疯癫背后藏着的，是古代文人对功名的极致渴望。
范进考了大半辈子，从青丝考到白发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连老母亲都饿得眼冒金星。中举前，他是乡邻眼中的“废物”，连岳父胡屠户都能指着鼻子骂他“现世宝”。
中举对他而言，不是简单的“考中”，而是命运的彻底反转。在科举时代，举人可不是“学历”，而是实打实的“功名”，意味着从此踏入仕途，脱离底层。
按明清制度，举人可直接授官，虽多是县级小官，却已是“朝廷命官”。像范进这样的新科举人，最差也能当个县丞、主簿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。
展开剩余72%这官职看似不大，权力却不小。县丞分管粮马、缉捕等事，在地方上是数得着的人物。放到现在，不仅手握实权，还能摆脱底层身份，住进官府宅院，俸禄虽不高却衣食无忧。
更重要的是，举人有“免税权”。中举后，乡邻会主动把土地“挂靠”在他名下，逃避赋税，而他坐收分成。这相当于突然拥有了稳定的“被动收入”，瞬间脱贫变富。
范进中举前，连买乡试报名费都要借钱，被人百般羞辱。中举后，张乡绅立刻送钱送房，乡邻纷纷巴结，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换谁都难承受。
从心理学看，这是典型的“应激性精神障碍”。长期压抑、极度渴望的目标突然实现，大脑无法适应，就会出现认知混乱，表现为疯癫。
古代文人为何如此痴迷科举？因为对底层来说，这是唯一的上升通道。范进若没中举，可能一辈子饿死；中举后，却能让全家乃至宗族鸡犬升天。
对比现在，相当于一个底层打工人，突然中了千万彩票，还同时考上公务员，当上副县长。这种双重暴击，足以让任何人心态失衡。
范进的疯，也是对科举制度的无声控诉。多少读书人像他一样，把一辈子赌在科举上，赢则一步登天，输则潦倒一生，人性被制度扭曲得面目全非。
胡屠户的态度转变更耐人寻味。中举前骂他“尖嘴猴腮”，中举后夸他“天上文曲星”，这前后反差，正是世态炎凉的真实写照。
范进后来官至山东学道，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，主管一省科举考试。这对曾因没钱赶考而发愁的他来说，简直是梦幻般的人生逆袭。
放到现在，就像一个多年落榜的复读生，突然考上名牌大学，毕业后直接当上市教育局局长。这种跨越，足以让任何人激动到失控。
其实，范进的疯不是个例。史书记载，明清时有不少读书人因中举过度兴奋而发疯，甚至猝死。科举制度像个巨大的漩涡，吞噬着无数文人的青春与心智。
范进被打醒后，很快适应了举人的身份，变得世故圆滑。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穷书生，而是学会了官场的应酬与算计，完成了从“疯癫”到“清醒”的蜕变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极端的欲望与长期的压抑，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理智。范进的疯，既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时代的缩影，至今读来仍让人唏嘘不已。
若把范进的经历放到现在，面对从天而降的权力与财富，又有多少人能保持清醒？或许，我们嘲笑范进的同时，更该反思欲望对人性的考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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